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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形上學的問題
康德在《批判》的序言中說，儘管形上學有「一切科學的女王」（A viii）之稱，在形上學裡，理性卻「不斷陷入僵局」（Bxiv）。一而再、再而三，「我們不得不走上回頭路」（Bxiv）。由於形上學中意見分歧的程度和性質，使它成為一個「戰場」，一個「所有參戰者連一寸領土都得不到」的「模擬戰」戰場。結果在形上學的領域中，我們就在獨斷論、懷疑論和漠不關心之間搖擺不定。形上學所特有的不穩定性與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確定性間有著天壤之別，這使得我們別無選擇，而只能斷定形上學「至今仍只在任意摸索當中」（Bxv）。

在這個背景之下，康德宣告了他在哲學上著名的哥白尼式革命：「人們向來以為，我們的一切知識必須符合對象」，但由於這個假定顯然無法產生任何形上學的知識，我們「因此必須嘗試，如果假定對象必須符合我們知識的話，形上學的任務是否不會更有進展……於是，我們應該要完全依照哥白尼原本假說的方向來進行」，這個假說就是太陽中心說（Bxvi）。

本章將追溯康德的思路歷程，藉由這條歷程，康德形成了他認為形上學構成了一個問題，以及形上學的問題究竟是什麼的觀點。下一章則將概述在康德看來提供唯一可能矯正之道的哥白尼式革命。

歷史背景：啟蒙運動及其問題
在對觀的（synoptic）哲學史中，康德哲學最受到重視的特點是，它與理性論和經驗論─尤其是與萊布尼茲（G. W. Leibniz, 1646-1716）和休謨（David Hume, 1711-76）兩大哲學傳統的綜合關係。我們可以說，康德以讓這兩大哲學傳統各自的缺失暴露出來的方式來面對到它們，接著康德再顯示出他自己「批判的」或「先驗的」哲學如何能夠提供一個更好的替代方案。由於康德經常描述他自己正是那麼做的，這是一種對康德哲學富有成效的看待方式。然而，廣泛看來，克服理性論和經驗論的對立只是康德哲學中一個附帶的主題罷了：康德主要所要回應的是那些與十八世紀占有主要地位的啟蒙運動計畫密切相關的種種深刻問題。

就如同觀念史中所有漫長的時期一樣，唯有當個別思想家的精闢學說變得有點失焦時，我們才能看出啟蒙運動或理性時代的統一性：這個時代的確完全是不同質的，與其說當時的思想家都認同某一套信念，不如說他們採取了共通的進路。在那樣的描述之下，或許我們可以說，啟蒙運動是從十六與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成就中獲得主要靈感的，它關注於捍衛那些現在西方思想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東西：每個人都擁有自己決定理論或實踐的實質事務的權利，而不用訴諸既定的權威或傳統。當時的啟蒙思想家認為，人性之內存在著相同的理性，我們需要做的只是藉由適當的教育方式使理性重見天日。啟蒙思想家試圖提倡那種能尊重個人自主性，並促進知識、幸福和品德增長的公民制度與政治制度。在智識方面獲得解放之後，政治方面的解放自然就會跟進。就如同康德在一篇試圖定義啟蒙概念的論文中所說，啟蒙是「人從其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狀態中解放出來」；它的格言是「Sapere aude!」（「大膽使用你自己的理性！」）。這個觀點所指示的方案就是要發展休謨所謂的「人的科學」，並且將所有已獲得的知識和既有的習慣提交到理性的監督之下。如康德所言：

在特殊的程度上來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一切事物都必須受到批判。宗教憑藉其神聖性，而立法則倚仗其權威試圖使自身免於受到批判。但這麼一來，它們就喚起正當的懷疑，而無法要求理性給予真誠的尊重，理性只尊重那些能經得起自由且公開檢驗的事物。
（Axi[n]）

啟蒙思想家另一個無可仿效的典型樂觀信念是，人類自我啟迪的過程已是根深柢固的：自然科學的進步，尤其是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令人驚歎的成就，宗教信仰逐漸自由而教會權威則日趨式微，加上受到中產階級興起影響的社會和政治轉變，在在都宣告了中世紀的暴政和非理性的遺產即將終結─這一切似乎都表明了歷史可以說開始漸入佳境，而不能不繼續走在進步的軌道上。